有这样一位古代高干子弟，家世二千石，祖上皆高官，却“特立独行”，不遵循事业延续，财产守成的子弟通则，将祖辈勋业置身事外，敢怒怼权臣董卓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他就是东汉名臣盖勋。

盖勋(140年—191年)，字元固，敦煌郡广至县(今甘肃安西县西南)人，东汉末期名将，曾任凉州汉阳郡长史，迁任汉阳太守，后入朝为讨虏校尉，颇受汉灵帝刘宏信任，出为京兆尹。

他深明大义，秉公办事。盖勋年轻时通过举孝廉入仕，担任汉阳长史。在其在任时，汉阳郡从事苏正和弹劾贪赃枉法的太守，凉州刺史梁鹄接案后担心这样做会威胁自己的官位，便想杀了苏正和，讨好太守以保全乌纱。他征询同苏正和有深仇的盖勋，盖勋的心腹劝其乘机报仇。盖勋反驳道：“不可。谋事杀良，非忠也;乘人之危，非仁也。”并劝告梁鹄：“缚鹰却欲使其擒鸟，擒了却要烹鹰，那将怎样用鹰？”如此，梁鹄放弃这个想法，苏正和才保全性命，后其要求面谢盖勋，盖勋拒见，让人传话给苏正和：“吾为梁使君考虑，不是为苏正和。”“乘人之危”一词更是在后来积淀为成语，为世人熟知。

他忠义仁勇，视死如归。中平元年，北地羌胡与边章等人侵扰陇右地区，凉州刺史左昌，为筹集军费抵挡叛军，强令在押的盗贼交出千万巨款。盖勋进谏说，“盗贼迫于生计造反，不可能有巨款，若非法榨取，必将进一步驱民为盗。”左昌不听，还包藏暗害之心，命盖勋率军赴战事最激烈的河阳县，以便在军事上找罪名收拾盖勋，但盖勋捷报频传。后叛军转而一个斜插，把左昌围困在凉州首府，盖勋接到左昌的告急檄书时，从事辛曾等人反对救援，盖勋怒道：“昔庄贾后期，穰苴奋剑。今之从事，岂重于古之监军哉!”辛曾等惧而从之。盖勋出以公心，以德报怨，驰兵解了围。后来，盖勋救助护羌校尉夏育时败于狐槃，盖勋重伤，仍岿然不动，指着一棵树对身边的士兵说:“我若战死，就将我埋葬在此树下!”羌人滇吾素来受盖勋厚待，用武器拦住羌兵道：“盖长史贤人，汝曹杀之者为负天。”盖勋仰头斥骂道：“死反贼!你知道什么!快来杀我! ”羌人都敬佩他的忠义英勇，不敢加害他，送他回到汉阳。后来刺史杨雍上奏推荐盖勋兼任汉阳太守。

他刚正不阿，不畏权贵。盖勋任京兆尹时，长安县令杨党，仗着父亲是中常侍，贪赃受贿，盖勋立案予以清查，查出杨党得赃款达千余万，贵戚纷纷前来说情，希望取消此案。盖勋严词以拒，将案情直呈灵帝，并将杨党之父牵入在内，此案判决后，盖勋威震长安。小黄门高望之子高进，其父宠幸于太子，太子嘱咐蹇硕将高进拔为孝廉，按规需京兆尹盖勋的签署，盖勋觉得高进不符条件，拒绝签署。有人以“太子是天下副主”为由，劝盖勋识时务，盖勋说：“选贤是为报国，非贤不举，死亦何悔！”灵帝死后，司空董卓，废少帝、杀何太后，一手遮天，为所欲为，满朝上下，噤若寒蝉。惟有盖勋，写一封信给董卓，“昔伊尹、霍光权以立功，犹可寒心，足下小丑，何以终此？贺者在门，吊者在庐，可不慎哉！” 董卓看罢,非常忌惮。

《大三国》记载，“盖勋二字入眼，董卓愈发感到有股寒气从丹田升起。他太知道这个人了，也太畏惧这个人了。”如盖勋这样的高干子弟在当时真的是凤毛麟角，特殊的为人，特殊的精神，震撼了天下之人，也震撼了大同乡的董卓。权势如董卓，亦没敢杀盖勋，而盖勋的“吊者在庐”一语，却在董卓身上应验，若干年后，董卓被杀，暴尸街市，点了“天灯”。

盖勋刚正不屈,但与董卓敌对,也因此不得意。初平二年（191年）五月，盖勋因背疽而病逝，享年五十一岁，遗令不许接受董卓的任何馈赠，董卓则为向众人展示自己的宽容，上表朝廷赠其丧礼用品，陪葬于汉惠帝陵寝安陵。虽身死亦不曾屈服于权贵，盖勋一生对得起头上“乌纱”，其知名度虽不如明朝的海瑞，但同海瑞一样，让“乌纱帽”成为了“道德符号”，这正是后世为官者应学习的身负官衔，不畏权贵、恪尽职守、忠肝义胆，不负民众不负国家的典范。（桃源县纪委监委 邓艺璇）